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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潮州府署刍议

2018-07-04 09:21:00 来源:潮州日报作者:曾楚楠


自东晋义熙九年(413),海阳县升格为义安郡,隋开皇十一年(591)改称潮州以来,郡城(即今之潮州市湘桥区)一直是郡、州、路、府治所之所在。至乾隆三年(1738),潮州府下辖海阳、潮阳、揭阳、饶平、惠来、澄海、普宁、大埔、丰顺共九县(民国元年,南澳厅改为县,民国二十五年,大埔改隶广东省第六区,潮州府改称广东省第五区,仍辖县九),故民间历来有“潮州一府管九县”之说法。而体现上述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沿革,以及郡城作为潮州“首善之区”的标志性建筑,自非“潮州府署”莫属。遗憾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发展,原“府衙”已改建为文化公园。前几年,据悉有关部门已将复建“镇海楼”列为古城区旅游发展规划项目之一。笔者以为,“镇海楼”(谯楼)只不过是“府衙”范围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复建的意义与价值,远非复建“潮州府署”所可比拟,因特不揣浅陋,缕述如下:

 

有关“府署”之文献记述

 

综合明嘉靖、清顺治、康熙、乾隆《潮州府志》,雍正、光绪《海阳县志》之相关记载,府署之沿革概况为:

 

唐、宋时原设于金山麓,宋末景炎三年(即宋帝昺祥兴元年,公元1278年)毁于兵乱。元至元二十年(1283)潮州路总管丁聚复建为总管府;明洪武元年(1368)改为潮州卫卫所;潮州府督粮通判张杰移府治于新街(今义安路)北端(即今昌黎路原市委、市政府驻地)。迄今已历650年。

 

明、清两代,历任知府几乎都有新建、改建府署设施之举措,至清光绪年间,署内、外设施计有:照壁、申明亭、旌善亭、大门、仪门、大堂、二堂、三堂、六房、仓库、官员生活区、迎宾馆、羁所、监狱、题名碑、土地祠、谯楼……等数十处。

 

复建潮州府署的初步构想

 

1、定位

 

自明洪武元年开始,原称为郡、州、路的地方政区(约相当于今之地级市)改称为“府”,故复建“潮州府署”,当然要以再现明代府署风貌为主,适当补入清代府署某些构建元素。

 

由于场地、环境、交通、资金等因素之制约,加上原府署仅存遗址而无任何实物遗存,故不必要也不可能将所有见之文献记载的府署设施复原,仅将其最主要的、能彰显府署地位与功能的部分予以复建即可,比如府署前之照壁,原刻有“贪兽吞日”浮雕,“贪兽”指神话中贪婪成性之饕餮,相传它吞下无数金银财宝、珍馐美食之后仍不满足,妄图吞吃天上的太阳,结果落得个碎骨粉身的下场。照壁刻此图案,能对古代每天出入府署的官员起清廉戒贪的警示作用。但照壁有一定体量,而府署前门正对义安路,自无复建以“断路”之理由。

 

2、建议复建之项目

 

(一)申明亭、旌善亭

 

申明、旌善二亭,系由朱元璋所倡立的、地方政府对民众进行教化的专门设施,一直沿袭至晚清。嘉靖《潮州府志·建置志》谓:“(嘉靖)二十五年(1546)知府郭春震……重建广盈、架阁二库,申明、旌善二亭。”惜未言及二亭之始建年代,以理度之,应是明初应诏令而立。

 

所谓“申明”,旨在申明教化,惩莠显恶。“如不孝不悌,殴骂尊长,乱伦兽行及一切奸盗诈伪,赌博宰牛,做状唆讼,歃结凶拳者,列名申明亭匾上,每名下俱各注略,一目了然。亭门仍各做栅栏,使过往者可望而不可入,所以防小人擦去丑名。”(清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30)而照朱元璋的解释,这样做可以“移百姓之瞻依,肃一方之教令。”能使人不敢轻易违法作恶。

 

申明亭内悬挂名为“板榜”的黑漆木匾,上了“黑名单”的人,须受本乡或里甲的管制教育,族人邻居也有随时监督的权力和义务。倘若违法者确有改恶从善表现,可由乡里申报,经相关部门官员核验属实,才能“于匾名下注‘改行’,直到六年无犯,始除去其名。如三年内有一二善事可据者,则三年即除去恶名。”(同上引文)故亭柱常挂有告诫性的对联:

 

试看真恶人,留此现毕生之丑;

 

能行大善事,准地洗前日之愆。

 

旌善亭则是用来表彰好人好事的场所。亭内同样挂红漆地的木匾。人行善事,“如孝悌、救急难、助婚丧、解纷息讼、化盗为良,赈饥施药、修桥路、施棺木葬无主之骸、拾遗金而不取,真实无虚者,题名旌善亭匾上。”(同上引文)据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载,宋代已有在乡里建“褒德亭”、“旌隐亭”以显扬做善事者的做法,大概朱元璋早年未发迹时对此乡间习俗感觉良好,所以当上皇帝以后便以政令形式推广至全国各地。

 

(二)正门

 

“衙门八字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是流传久远的民谚。

 

衙门,是官府权力的象征,故大门之建筑,自当端庄凝重,以展示其“尊贵威严”,但又须严格遵照按等级营造之规定,不得僭越。

 

门匾是衙门性质最重要的标识,据地方志所载并参照国内现存实物,匾文以“潮州府署”为宜。而按天下官署均坐北朝南之通例,正门应依照故址、即今昌黎路北侧正对义安路口处复建。其格局建议按二层(上层为鼓楼,详见后文)三开间规划设计。

 

衙门为何会“八字”开?这是因为,正门左右,照例要分立两道砖墙,墙又须与正门横向基准线成300角,从正面望去,两面墙就像个“八”字。可别小看这两面墙,它可是一个相当“尊严”之物:

 

首先,它是颁布皇上“圣谕”的处所。依明代的规矩,每年从二月到十一月,皇帝都要在月初向民众口授“圣谕”一道,由文书房书写后先交“首善之区”即顺天府所属的大兴、宛平二县,再转颁全国。以正德十四年(1519)为例,“圣谕”的内容是:

 

二月,说与百姓每(们):各务农业,不要游荡赌博。

 

三月,说与百姓每(以下每月首句皆如此,从略):趁时耕种,不要懒惰农业。

 

四月:都要种桑养蚕,不要闲了。

 

五月:遵守法度,不要教唆词讼。

 

六月:盗贼生发,务要协力擒捕。

 

七月:互相觉察,不许窝藏盗贼。

 

八月:田禾成熟,都要及时收敛。

 

九月:收了田,都要撙节积蓄。

 

十月:天气向寒,都着上紧种麦。

 

十一月:遵守法度,不许为非。

 

“圣谕”须经常更换,而恭迎“圣谕”的场面十分隆重热烈,照例得有和尚、道士参与,像做水陆道场一般,官府还得有一支召之即来的乐队,这个传统一直沿袭到清末。由于“圣谕”越来越文绉绉(清代尤甚。如简称“十六条”的《御制圣谕广训》就有“笃宗族以昭雍漠”、“禁诬告以义全善”等语),而社会上文化程度低者、甚至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又为数不少,故“圣谕”迎来后,官府就要搭台并请州、县儒学宫的师生们作一番“宣讲”,以利领会、贯彻。因此,“八字墙”以及前面的小广场,经常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其次,“八字墙”又是官府的“新闻发布栏”。所有朝廷、上司的谕示、政令,本级政府的告示、禁令,科举中式名录,大案判词,民事批文等等,例由主管官员署名(或与分管副职联名)发布。碰上自恃有才又爱搞点“噱头”的官员,有时也会贴出“花判“以吸引民庶眼球。如清·褚人获《坚瓠集》中,就抄过江苏长洲县县令梁廷桂一纸判决书,起因是一对夫妇吵架,被邻里告发,县太爷不予立案,文曰:

 

夫妻反目,常事;两邻首告,生事;

 

捕衙申报,多事;本县不准,省事。

 

总之 ,郡城府署八字墙前确是一个热闹的公众场所,在讯息相对闭塞的古代,又是一个沟通官民的信息中心。此外,府署所在的东府巷、西府巷(今合称为昌黎路),尚有官办的“铺房”(治安办公处)、“阴阳学”(民俗礼仪服务处)、“医学”(受理医药行政事务,为官员工役提供公费医疗,也为民众诊治)等机构,以及民办的旅店、茶馆、酒家、药铺等服务性行业。以上设施,在府署复建规划中应予考虑并体现,候条件、时机成熟后再实施。

 

(三)仪门

 

在正门与大堂之间,有石板铺成的甬道,中间立有牌坊,称为仪门,也称戒石亭或圣谕牌坊。

 

宋代的地方官厅中央,原立有上刻“下民易虐,上苍难欺”八个字的大石,故称“戒石”。后来移至甬道中央并盖了个亭子,特称“戒石亭”,明代方改为石坊形式。

 

仪门朝南的一面,刻有“公生明”三字。《荀子·不苟》谓:“‘公生明,偏生闇(同“暗”),端悫(正直诚谨)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荀子所谓的“六生”,本意在于君子之修身。宋儒周敦颐在《通书·公明》中加以发挥曰:“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已而能公于人也。”意为做人特别是当官的如果心存私欲杂念,绝对不能出自公心以裁定事物。到了明代的年富(明永乐中历官户部尚书,卒谥“恭定”,为官以廉正强直著称)则在《官箴》中提出:“公生明,廉生威”,“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畏我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之为官之道。其中,“公则民不敢慢(轻视,怠慢)”又是官德中的重中之重,因而成为明、清两代的“官箴”并得到皇帝的认可而颁行全国,刻于官衙仪门之正面。

 

仪门北面正对大堂的一侧则例刻16个字: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这是宋太宗赵光义从五代后蜀主孟昶《诫谕辞》中摘录出来、作为对天下官员的训谕语。到宋徽宗时,令大书法家黄庭坚书写后颁示各地衙门。因题款有“御制戒石铭”五字,故“戒石亭”又称“圣谕牌坊”。可以想象,当知府大人坐在大堂公案后的“正座”上,一抬眼就望见牌坊上刻写的16个大字时,总多少会联想到“举头三尺有神明”的古训、从而对“上天难欺”心生敬畏吧?

 

(四)

 

大堂是府署的主体建筑,是知府展示权力的最重要的处所。依惯例,大堂是三开间、硬山顶的格式,内外不宜施以过多装饰,以营造端庄肃穆的氛围。

 

堂中央开间之后面是“堂帐”(类似当今舞台上的天幕),帐后例设六扇门(又称中门),以供太爷升堂时出入。六扇门关闭后,正面要求严丝合缝形成一个如屏壁的平面(清代后期才在其上画上“波涛沐日”一类的图象)。中门前面砌有高尺许的平台,台上安长方形的公案及靠背椅,好让太爷展示出“高高在上”的威严。公案上按例摆上印包、签筒、笔架、砚台、黑朱两色毛笔、惊堂木等用具。台之两侧分别竖立“肃静”、“回避”的虎头牌。“堂鼓”则置于门口栏栅后东边角落的木架上,专供来不及写状纸的百姓鸣冤叫屈之用。

 

大堂之匾额文字向无定规,有的写“续奏弦歌”“弹琴而治”(用孔子学生子夏典故),或写“清慎勤”等等,最常用的是“明镜高悬”,有些地方并配上“能辨秋毫,天理昭昭悬明镜;不容邪恶,威风凛凛有法绳”的对联。

 

(五)六房

 

从隋、唐开始,中央政府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个部,与之相对应的,地方各级政府也有不同名目的“曹”“房”机构。自宋徽宗大观(1107——1110)年间起,天下州县皆建士(吏)、户、仪(礼)、兵、刑、工六曹,统称“六房”。依光绪《海阳县志》之府署图所示,六房位于仪门与正堂间甬道之两侧,而紧靠大堂两端尚有“号房”与“承发房”,系处理文件、日常事务的类似今之政府办公室的机构,应同时列入复建府署规划中。

 

(六)职官题名碑

 

东汉·应劭曾经“图河南诸尹于厅壁,各为题赞,观者惕然”,此应为“职官题名记”之滥觞。至明代,“职官内(指朝廷内)而部、院、寺、监,外至藩、臬、州、县,并得题名公署”,已成定制。官署立《题名碑》,其意义和作用在于:将主管官员“勒名于方石之上,则不必稽乘考牒(即不用核查志籍文档),一举目而镜观存焉(即一看便如照镜子一样明明白白)。盖以示休劝(意为称誉、劝诫),匪特示久远也。”(明·陈一松《潮州府职官题名记》语)。因此,今尚可见的地方文献中就有元·李复《府官续题名记》、明·盛端明《潮州府职官题名碑》、陈一松《潮州府职官题名记》等三篇(道署、县署之《题名记》从略),惜原刻均已湮灭。

 

据当代学者佃介眉先生《曼痕·莫道地小无尤物》所载:

 

历代郡守题名记,立于府署堂壁,胪其姓字、籍属、阶级(指官阶)及到官岁月,自张联桂上溯韩昌黎三百馀人。光绪七年,联桂调职守潮,鉴于前序已佚,补作刻石。石长四尺,高半之,计行四十八,字六百六。岁辛亥革命,署毁,序记亦亡,余得其毡蜡(拓片),今亦无有矣。字似诚悬(唐·柳公权字),端庄可爱,辞亦茂朴,有某忠、某诈、某直、某曲,指其名而惊警之意。

 

佃先生生于光绪十三年(1887),是光绪版《潮州府职官题名记》之目击者,且曾拥有该石刻拓片(惜“文革”中被毁),其晚年之回忆自然可信。可以想见,像这样一面竖立在府署大堂内,在某官姓名下给予“忠、诈、直、曲”等一字褒贬的《题名记》,对于主管官员及其僚属该有多大的警示意义与震慑作用!

 

我国现存年代较早的《题名记》是保存在河南省开封市博物馆的《开封府题名记》。该碑收录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至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146年间,历任开封府长官共183人,包括宋太宗赵光义、宋真宗赵恒(他们未即位前都当过开封府尹),以及名臣范仲淹、包拯、蔡襄、欧阳修等。故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开封博物馆之“镇馆之宝”。

 

遗憾的是,历代“潮州职官题名碑”均无实物留存。所幸者,“记”文尚在。因此,应在复建府署规划中,选择较有代表性的立于明万历五年(1577)的陈一松《潮州府职官题名记》刻石立碑,碑阴则据饶宗颐总纂  《潮州志·职官志》所开列的自唐代张玄素至清光绪·陈兆棠之府官名录。为彰显《题名记》之意义与作用,可将其从大堂壁移至仪门西侧隙地。

 

(七)土地祠

 

明代官署内设土地祠,有其特殊的“廉政”意义。它的发明者为开国皇帝朱元璋,早年他流落民间时亲身感受到元末吏治的腐败,所以在坐上龙椅以后,视廉政为维护皇权之要务。他也深知靠一己之力,难以兼顾天下所有的州县,因此想借助老天和土地爷之手帮他监督、治理,下令于全国“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清·赵翼《廿二史劄记》卷33)复颁布惩治贪赃之法律,凡贪污白银60两以上的官员一律枭首示众,处斩后还要剥皮,其场所即在各官署的土地祠内,故民间称衙门内的土地祠为“皮场庙”。贪官被剥皮后,皮囊再填以稻草,悬挂于庙楹上,发挥“反面教员”的作用。正如赵翼所说的:“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同上引书)后来,这种做法虽逐步流于形式,但官署立土地祠却成为惯例一直延续至清末。故复建潮州府署,理当展现明代之风貌,予以立项。

 

(八)鼓楼(谯楼)

 

鼓楼通常设在衙署正门上方或前方街口处。顺治《潮州府志·建置》谓:明洪武元年(1368)到任的潮州通判张傑创建府署时,于正厅前“列仪门、六房、土地祠、迎宾馆、谯楼……成化九年(1473)知府陈瑄重建府堂、门房、谯楼……(万历)十一年(1583)知府郭子章重修谯楼。”乾隆《潮州府志·署廨》谓:“康熙元年壬寅(1662)知府宋徵璧重建谯楼。”乃知府署谯楼每隔百年左右辄重修一次,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鼓楼是我国古代衙门必建之物,原因是地方官署必须掌握、发布本地区的标准时间,这是体现官府尊严与统摄力的形式之一。报时的方式是擂鼓,每天早、午、晚三个时辰各擂大鼓三通,郡城东、西、南、北四个城门楼听到府署传来鼓声后同时击鼓,全城官民人等便知道现时属法定标准时间的某个时辰。火药、火炮发明以后,很多地方在擂鼓报时之后,还要放炮,炮筒就安置在鼓楼下。一般是白天早、午、晚放炮,晚上初更、三更、五更擂鼓。而是否准时击鼓、鸣炮,亦是判断、评价一方吏治清明与否的标准之一。

 

民国《潮州志·丛谈志·陆竹溪》谓:正德间(1506—1521)潮州知府叶元玉纡尊降贵,与意溪隐逸陆竹溪缔交,每次叶至陆家后回郡城时,“陆送叶至门上”,叶之随从半路问道:“陆君何以不远送?”叶答:“彼心送我矣。”陆的邻居暗中窥看,见叶知府“至东门,陆闻发炮声,始改容退。”陆、叶之交,询为佳话。而知府到东门时应是正午或傍晚,“陆闻发炮声”一语,证明早在500年前,郡城报时已有鸣炮之形式。

 

《丛谈志》引《上杭县志》[东莆属对]条载:“潮州太守一夕出巡至西门楼,更鼓适敲四下,转至东门楼则敲三下。”翌日太守责问守门吏,并出上联限门吏于三日内对出下联,不然将绳之以法。联曰:“东楼三,西楼四,更鼓不明,不明更鼓;”门吏对不出,哀求林东莆(大钦),对曰:“南斗六,北斗七,诸星灿烂,灿烂诸星。”太守知出自东莆之手,“大嘉勉之。”林大钦于嘉靖十一年(1532)高中状元,为门吏代作对联时还只是府学中一名生员(秀才),可见早在嘉靖初年,潮州府署鼓楼报时,已有白天鸣炮,晚间击鼓的例俗。

 

府署鼓楼雄伟壮观,民间传称“镇海楼”,其风华虽已不可复睹,但其木雕装饰构件“府楼猴”在“辛亥革命军”炮火中却幸存三只。木猴造型生动,形神不一,刀法明快、洗炼,重在传神而不注重细部刻划,显然是明初潮州木雕之特有风格。民间盛传,木猴久而“成精”。据咸丰间刊印之林大川《韩江记》卷二[仙乞]条谓:府前有卖豆浆者,一日偷上鼓楼打睡,朦胧间忽闻人语,一个说:“明日午刻,湘桥第三洲头当有乞仙到。”一个说:“乞仙到,便好同游。”卖浆者惊起,四顾无人,但见两只木猴蹲在楼槛,心知有异。隔日到湘桥,果然见第三洲头有乞儿乞食,便跪下求他化度。乞儿问“何以知我是仙?”答曰:“木猴说的。”乞儿说:“它们肯告诉你,你必须以槟榔答谢,然后才度你。”卖浆者遵命而行,事毕回到桥上,乞儿已无踪迹。再回到府楼上,只见木猴头上摆的槟榔已变成铁钉,原来乞仙嫌木猴泄露“仙机”,已施法将它们钉死!传说当然不可凭信,但“府楼猴”形象活灵活现的程度,于此可见一斑。

 

《丛谈志》[湘桥仙]条注语曰:

 

按,府楼上原有木猴一百八只,雕刻极精致,颈系木锁,盖形家(按,即堪舆家,俗称风水先生)所谓“镇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鼎革(指辛亥革命年)时陈守兆棠拒民军,府楼被毁,今已夷为平地,猴亦无有矣。

 

按,此说可商。现存省、市博物馆收藏之三只府楼均无“颈系木锁”之痕迹,且府楼面宽仅三开间,而木猴体型颇大,以二公尺立一槛(栏杆柱)计,108只木猴需周长216公尺之栏杆方能容纳。因此,木猴之数量、功能、安装位置等问题,尚须进一步研讨而不能轻信“形家之言”。至于木猴之形象,除现存实物可供仿制之外,其它待补者(数量候探讨后确定)之设计、制作,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饶有意味之课题。

 

鉴于潮州府署曾经历近550年的时间,其设施之繁复,沿革之频冗,机构之兴替,口头实难尽言。因此,若鼓楼建成后,除安置必不可少的大鼓、火炮外,可利用其空间辟为“潮州府署沿革展示馆”,以再现当年潮州“一府管九县”之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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