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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万达诞辰520周年的缅怀与思考

2019年01月03日 09:23 来源:大华网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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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代军事家,翁万达的确有其过人的军事才华。由于他“片言每系当世之安危,决庙堂之得失,断袍泽之功过,定旦夕之祸福”,所以,“每一疏入,上辄抚几听之”,足见明世宗对这位统帅的倚重之情。其谋国靖邦、抚夷制虏的真知灼见,主要有三:一严边备,二修边城,三重优抚。其中尤以重优抚为其军事思想中最精辟的一个方面。

 

如果说,重优抚这一谋略使得翁万达在军事上获得出奇制胜的主动权,那么,重优抚在政治上带来的历史作用更是不可低估。这无疑有利于民族的和解、融合,有利于推进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尽管这一客观效果在当年翁万达脑中还不是很清晰。

 

在长期的南征北战中,翁万达始终坚持“重纳降,轻杀伐”。早在他任广西副使,参与讨伐莫登庸的战役中,就上书兵部尚书毛伯温,说:“揖让而告成功,上策也;慑之以不敢不从,中策也;芟夷绝灭终为下策。”并审时度势,提出宜以中策取胜。毛伯温采用了翁万达的计策,传檄安南臣民,怵以“天朝兵威”,使莫登庸震惧,遣使到翁万达处哀词乞降。毛伯温“纳其图籍”,报准改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并以莫登庸为都统使,“不发一矢而安南定”。

 

在宣、大总督任上,翁万达更针对以往“首功赏重,招来赏轻”,以至归降的人也常常被杀以邀功,使想归附的北人“南望号泣,不敢近塞”的情况,严令“严杀降禁、违辄抵死”,并颁布了招降赏格,以至“得降人抚之如所亲,以是益知敌情”。当年,唐荆川即对此大加颂扬,诗赠翁万达:“得一胡儿如爱子”,并生动地描述了当年边关上胡汉相通的情景:“边人大半能胡语,胡骑年来亦汉装。”以及“灅川冰尽水泱泱,堡堡人家唤莳秧。田中每得鸟兽骨,云是胡王旧猎场”的祥和景象。可以看到,蒙汉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深度。

 

可以说,明世宗对翁万达的倚重几达言听计从的地步,正如《明史》所说:“万达更事久,帝深倚之,所说无不从。”但独有一事,一直“与帝意左”,那就是在对待俺答请求通贡互市的问题上。

 

所谓通贡互市,就是蒙古族首领接受明王朝的封号,按规定向明王朝进奉贡物,然后由明王朝按贡品多少给予蒙古首领的酬赏,正所谓“获贡则利归其长”,故也称封贡。同时,双方设定场所,在明朝官吏监督下,由蒙古首领按定数派若干贡使,并按规定时间、物品进行货易货的贸易交往,以互通有无。明初就已实施这种互市。它对蒙汉两族人民都是有好处的。

 

到明世宗嘉靖年间,鞑靼部的俺答汗“势方张,控弦数十万”,成为继小王子之后蒙古族最为强大的一支。就如翁万达所说:“俺答,夷狄之雄者,并西虏,吞海寇”,“又以兵临朵颜,挟宁福”,横行北方四五十年。但是由于蒙古的鞑靼、瓦剌各部互不相属,各部之内又分成许多各自为政的小股势力,争夺激烈,就是俺答这样的雄者,也无法凝聚各部,形成真正可以问鼎中原的力量,所以对明王朝存在畏慑心理,从而一直选择求贡之路,以避免交战而受损失,并通过通贡来获取比战获还要多的物质利益。

 

嘉靖二十年(1541),俺答及其属下阿不孩派遣使者石天爵向大同巡抚史道请求通贡,但惜朝议不纳;第二年,俺答再次派石天爵等抵大同求贡。时巡抚已换为龙大有。龙大有竟将石天爵缚献于朝廷,并胡说是用计诱擒的。明世宗信以为真,一面将龙大有提拔为兵部右侍郎,一面将石天爵磔于市。俺答盛怒之下,联络各部大举进犯,深入太原以南。龙大有虽终被罢官,但蒙汉却也绝信使五年。嘉靖二十五年(1546)俺答和阿不孩又派使者到大同左卫求贡,又为边将家丁董宝杀之邀功。尽管如此,俺答仍未放弃通贡希望,于嘉靖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又再而三地请求通贡,但都得不到允纳。

 

在俺答三番两次要求明王朝通贡互市的过程中,作为统率三边的封疆大臣翁万达,一直采取十分积极的态度。一方面,他以高度的警惕性,提出“臣谬典封疆,所知者惟战与守而已,贡亦备,不贡也备,时时戒严,俾无可乘之隙”。另一方面,他本着民族和解的愿望,一再上书明世宗,剖析俺答求贡的诚意,力主接纳其通贡互市之请。翻开翁万达著作,关于“夷人求贡”这一专题,至少有一议三疏,另还有“虏中走回人口”三疏。在嘉靖二十五年的《虏中走回人口疏》中,他痛切淋漓地说:“迩年石天爵之事,大失夷心 ,横挑巨衅。臣每痛恨当时边臣区划之失策。”今复“讲和求贡”,即不许,“犹当善其辞说,遣之使还”,“诱而杀之,此何理也”?坚决提请速诛董宝等人,并出榜于边塞,示朝廷德意,解俺答蓄怨。可惜明世宗一直听不进翁万达的正确主张,拒不接纳俺答通贡互市之请求,甚且在二十七年还怒责翁万达重提求贡之事,于是通贡之议乃息,以至嘉靖二十九年(1550)翁万达南归奔丧之际,俺答溃大同,直逼京师。是为“庚戌之变”。

 

明世宗为什么一再拒绝俺答求贡呢?我们知道,世宗15岁由兴献王入京即位。执政伊始,革除了武宗朝的一些弊政,倒也有所作为。但随着大权在握,他就逐渐作威作福,刚愎自用。对蒙汉敌我力量的对比,更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估计,盲目自信。出于所谓天朝上国的高傲心理,他自然没有把俺答放在眼里,也自然不会支持翁万达的纳贡主张。中晚期,他任用奸相严嵩。严嵩只知仰承世宗鼻息,当然也不会支持翁万达的纳贡之议。世宗的另一内阁首辅夏言也是个盛气凌人、好大喜功的权臣。他当时正热衷于与陕西总督曾铣谋复河套,当然也不是翁万达纳贡主张的支持者。嘉靖二十六年,曾铣提出复套之议,实则是夏言主其谋,世宗也溺其说。翁万达却冷静地对待这一严峻的形势。他在《复河套议》一文中,详尽地分析了河套的历史,客观地权衡了敌我双方的利弊,深刻地指出,套地落入敌手已40多年,胡人据以为家,不离住、牧,当不轻易放弃;而我方塞下喘息未定,边卒疮痍,疲于奔命,故虽“有当复之理,而无可乘之机;多必奋之志,而鲜万全之算”,故不宜“横挑强寇,以事非常”。这体现了他知己知彼,深识远虑,也体现了他力促蒙汉相安,力主纳贡的一贯思想,是符合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为此,他还修书告诫夏言,不可轻易发兵。但夏言不听劝阻,终于兵败失事,与曾铣同被诛于西市。

 

尽管翁万达纳贡互市的主张一直未能得到明世宗的首肯而不能付诸施行,但这一正确的主张与其“重优抚”的战略思想一样有着极其积极的历史意义。这是在当时应该而且能够实施的积极的民族政策。

 

可喜的是,翁万达的这一卓识为此后的张居正、高拱辈所接受。就在他去世20年后的隆庆五年(1571),张居正、高拱在内阁力排众议,力主纳贡,使明王朝与俺答部通贡互市的关系得以确立,使北部边疆“自宣大至甘肃不用兵者二十年”,将蒙汉两族融合、团结的进程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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